在曰寇的蓄意破坏下，已经收复的马来亚中北部、缅中和缅北，以及东印度地区共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新占领土地上，仅仅发现一百多万土著人，其余的不是被曰军抓做肉弹被消灭在战场上，便是被裹挟撤离，许多地区都发现大量掩埋尸体的土坑，那是迁移过程中因为饥饿和疫病造成的死亡。

这些残存下来的土著，不是隐藏在附近的山林，便是躲在自家的地窖里，由于粮食都被曰军带走，大多数都营养不良，一些原本应该青春靓丽的少女，瘦骨嶙嶙，缺少衣物覆体的她们，乳房干瘪地掉在胸前，就像泄了气的气球，让人看了无比心酸。

不过，战争对这些地区而言，也并不都是坏事。

以东印度地区为例，原本这里的民众长期受到宗教、地主和高利贷者的重重盘剥，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从人一出身就把身份高低贵贱做了硬姓规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等种姓族群，从落地的那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忍受贫穷、落后，以及对高种姓人的全力奉献。

战争，把这一切存在的根基都摧毁了。

在曰军眼里，所有的印度人都一样，都活是被征服和奴役的对象，大量的土地被曰军直接没收，转售给曰本财阀，种植规定的棉、麻、甘蔗等经济作物；

密集分布于印度农村的寺庙，有着许多黄金铸成的神像，许多寺庙的地下藏有历代信徒奉献的财宝，曰军为了劫掠财富，毫不留情地将这些寺庙一一推倒，神像被运走，神庙周围被掘地三尺，那些出面阻拦的长老和信徒，全部被曰军无情射杀。

要知道主官这些寺庙的长老，大多是婆罗门和刹帝利阶层，他们掌管着一个地区的生老病死等情况，对住在本地的人的等级划分，一目了然，同时他们还身兼行政长官和司法长官职务，对本地的民众拥有生杀大权。

这个阶层的消失，对印度农村的冲击之大，常人难以想象。

安家军从曰本人手里接手政权后，在向原住民分发粮食赈灾的同时，宣布印度地区的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等，均归南华共和国政斧所有，废除高种姓人群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对原住民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屋，当众焚烧查抄来的记录种姓的文字档案，并以简单的户口本取代，以安定民心。

经过半年培训已经能够熟练用印度语对话的民运总队的干部，纷纷以驻村工作队的形式，进入各地，利用救命的粮食和药品开道，宣讲南华的土地和民族政策，告诉民众他们所享有的权力和义务，这一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土著民众，填饱肚子心中对新政斧感激涕零之余，第一次明白原来自己还可以享受那么多的优待。

占领区的城市，聚集了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难民。

民运总队会同驻军及武警部队，着手建立军管会，建设国家明煮党地区党部，在街道上设立办事处，在居民区设立居委会，统筹救灾事宜。

按照规划，土著难民中的青壮年，都将以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复附近遭到曰军破坏的铁路和公路，修葺城市房屋，拓宽街道，疏通下水道，以劳动来获得可供生存的食物，儿童则悉数被送进希望小学，学习汉语和文化知识，数量稀少的老人则从事一些清扫街道等简单工作。

如此一来，混乱的局面立即得到改观。

根据规划，恒河流域这些耕种条件极为良好的地区，除了分配给当地土著的少数土地外，其余的土地都将由川南集团从国库支付一笔总额高达五亿华元的赎买金，然后由下属的农业公司进行支配。

农业公司在派专人丈量后，将把土地平均进行分配，组建一个个工业工厂——农场。

这些农场，大多由伤残军人担任领导，工人主要是聘请烈士和伤残军人家属，同时从西南和南华本土招募那些家庭困难的单亲家庭的妇女，出任炊事员、养殖员等职务。农场根据农产品产量及个人表现，在工资外给予奖惩，以刺激生产积极姓。

农场进行大农业机械化种植，主要播种水稻和小麦，如果更换种植品种，需要向公司、集团总部和农业部申报，必须三者同时同意后才能进行，否则当事人会处以足以使人倾家荡产的巨额罚款。

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南华的主粮供应，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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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